就DNA
親子鑒定本身的限制而言，DNA鑒定誠屬發(fā)現(xiàn)真實的重要方法，但有時亦不免于面臨實質上的困難。例如，生母主張受胎期間曾與人. B兩名男子發(fā)生性關系，因不知從誰受胎所生。A、B雖承認于生母受胎 期間曾與生母發(fā)生性關系，但均不愿接受血緣鑒定時，倘認為A，B不;從法院鑒定之命令，法院即得以擬制之方式，認為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為真正，則A旦兩人均成為生父。再者，A、B若為同卵雙生子，即使進行DNA鑒定親子關系，因兩人的基因完全相同，亦產生兩人均為生父的結論。殊違生父僅一人的自然律。由是可知，DNA之鑒定固屬發(fā)現(xiàn)真實的重要方法，但究非唯一①。
再者，從DNA鑒定作為證據(jù)方法的限制觀之，除了須有必要性與正當性，尚涉及身體完整性及個體信息自我決定的問題。申言之，憲法藉由保障隱私權，維護個人尊嚴及追求個人幸福，不但消極的禁止他人無端干預個人私領域(自由權);隨著信息社會的發(fā)達，更積極賦予控制有關自己的信息的權利(信息隱私權)。從而每個人均具有控制自己的信息的權利，享有不受公權力或他人不當?shù)慕槿搿⒏缮娑月蓻Q定的自由。而DNA中的個體信息，包括了個體最核心的私密，若未加以完善的管理，隱 私權有受到嚴重侵害的危險而有限制的必要。在搜集、保有、利用乃至公開個人信息，而發(fā)生有無侵害基本權利時，在目的上，必須是必要不可或缺之不得不有之利益要求，為其基準。至于手段上，必須以達成其目的之必要而最小限度為界限，并以之為要求基準②。是故學者認為法院于命當事人或第三人為DNA鑒定時，須以經(jīng)證明曾于妻受胎期間內與之有性關系存在為前提，如尚未有顯著事證得證明此前提事實，法院似不宜徑命當事人或第三人為DNA鑒定。
